在经济上升周期,一个国家的居民和企业部门的债务大幅扩张会伴随着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正反馈效应下，资产价格上涨,企业盈利状况良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能够确保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率维持在相对安全的范围之内。

其次是必须解决集体土地改革问题，它是城镇化的最重要的根本性问题。我们是一个至目前为止不少于8亿农民的国度，尽管一部分人已经飘在城市，从事着非农工作，但扎不下根，是享受不了城市人的社会福利的农民。

城镇化不能城市工业化。这是中国改革几十年来的盲区，让有识之士切肤之痛。简单的套用一个概念无疑于扼杀这个概念。国内需求和国民消费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支撑力量，美国内需对ＧＤＰ的贡献率稳定在８０％左右，而我国的最高值只有５５％，而且我们的统计口径和干扰因素有所不同，实际的可比指标一定更低。经济的发展速度需要平稳地回归而不是急速下滑，这是大道理，同时也是国民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要求的。

快速的城镇化容易导致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叠加。劳动力转移受制于劳动力资源的约束，目前劳动力出现政策性短缺（注：农民工在政策影响下规模化地快速进入劳动懈怠期）现象正在加剧，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快慢和得失需要系统考量，劳动力资源成本控制和改善劳动者劳力收入之间的关系的平衡需和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针对这些难题的长期协调难以突破。

这一系列表述的逻辑简明清晰。科学发展的主线是转变发展方式。原则上，应在未来三年至五年内，健全或基本健全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与制度。因此，若改革后土地出让金骤然减少，不仅会影响地方城市建设，还会直接影响农村教育、农业、水利建设等。

2012年7月笔者曾提出，城镇化第一意味着农民要进城，但这不单涉及户籍改革，而是意味着农民工要像市民那样，享受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对确实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征地的，应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和价格补偿原则。

1.缩小收入差距的改革及反应在全国城乡，应尽快出台已讨论七八年之久的、以体现提低、控高、扩中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城镇化恐怕难以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全面改革的抓手切入点和最直接的改革任务，真正与经济增长有必然因果关系的，还是市场机制改革。三是过去几年快速发展的传统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国企垄断问题严重，分红制度又不健全，且资源税等要素价格便宜，促使了第二产业的不断扩大。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城镇化率，第一要解决资金问题。

有些改革还需大量调研，方案设计时间稍长，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一句话，我们必须真心实意地落实新非公36条。按陈迅雷的计算公式，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就业人口除以全国总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60%。对当前一系列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及其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相当多的人已形成基本共识。

从支出法分析，近年来居民消费率逐步下降最直接的原因，首先是上述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急剧下降。实施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实际上是要求在农村经营性用地、宅基地确权、登记、领证的基础上，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早已确立的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

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各级政府，应在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关系上，有配套地进行财税改革。而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健康发展，也会促进中国经济收窄结构失衡的缺口。

而能促进就业、以普遍提高劳动者薪酬水平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服务经济的发展，在各种行政管制及扭曲制度下受到明显的抑制。应尽快明确悬而未决的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方案。寻找国企改革方向的重点，从微观层面应放在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益上。在找到中国各种经济问题的逻辑始点和真正动因后，要咬住硬骨头，敢啃硬骨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宏观层面应配合国家急迫的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保障、财税体制等改革，认真研究在到2020年或2030年中国复兴的艰难历史过程中，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提出绝对和相对控股的最低比例要求。经济问题背后的逻辑研究顶层设计，就要准确把握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

为什么产业结构会扭曲？从第二产业与服务业关系看，一是税收问题，部分省市进行的营改增税收改革试点，有利于缓解这个问题。在未来的改革中，要防止不顾国情和生产率发展状况，把人们胃口吊得过高，片面追求高福利的倾向，也要面对在土地制度、国退民进改革中必然会遇到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争论压力。

要通过返富于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通过返富于民，理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1999年至2009年，地方的土地收入与财政收入之比从0.09∶1提高到0.44∶1，土地收入与地方预算外收入之比由0.16∶1提高到1.94∶1，全国地方财政自给率下降到55%左右。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任务相当艰巨，但政府长期积累的巨额资本财富，也给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充裕的物质基础，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美国等经济体在危机后面临结构调整时所羡慕不已的。从民生与社会管理角度，一是办好教育，二是推动就业，三是增加居民收入，四是推进社保建设，五是提高人民健康，六是创新社会管理。

这一方案应如十八大报告提出翻番的量化目标那样，要有量化的数据和具体目标，避免长期议而不决，贻误改革进程。同时，与要素价格扭曲相配合，体现政府管制意图的税收因素、市场准入限制因素、国企垄断因素和各种资源价格低廉的因素，同样对经济结构扭曲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传导和推动作用。四大重点改革将牵动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情况相当复杂，也最难解决，更需要决策者及早运筹帷幄、统筹安排。过去几年，各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增加，并以此为杠杆，高倍撬动了金融资源，放大了资本投入，所以加快了第二产业的投资。

概括以上改革路线图，当真正破解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问题之时，也可能正是地方建设资金缺口、融资平台风险彻底暴露之时。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

能否取得这轮改革的最后成功，取决于决策者的战略勇气与历史担当。配合社会保障和财税改革中动态的资金缺口需求，提出有进有退的股权调整中长期计划。

二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土地出让收益还须按固定或非固定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农业土地开发、保障房工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教育基金、中央和省级财政三七开的新增费等八项支出。坚定不移地推进缩小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必然引起上述四大重点改革领域的强烈需求，而四大重点改革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不言自明

综上所述，2012年中国经济7．8%的增长速度，较之过去相对较低，但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在工业化、城镇化仍未完成的情况下，这样的速度或许为我们转方式、调结构带来了有利时机。节能减排取得明显进展，表明国家坚持可持续发展、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相关政策发挥了作用。什么样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增长？不靠政府政策的直接刺激，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顺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真正由市场本身发挥作用的具有内生动力的经济增长，就是实实在在的增长。乡村人口64222万人，减少1434万人。

61．4%——2012年民间投资增长迅速，占全部投资的61．4%，增速比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高出10．1个百分点。无论是增速还是对GDP的贡献度，消费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在1990年代的前几年和2010年代的中期几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成为一种常态。8．8%、11．3%和12．6%——2012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8%，中部地区增长11．3%，西部地区增长12．6%。

时过境迁，当世界经济环境和中国发展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之后，我们又怎么认识8%，甚至是长时期的8%以下？最近，中国经济必须是没有水分、实实在在的增长的表述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也成为舆论持续讨论的话题。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2．57%。